人类总是在各种灾难的磨砺中前行，灾难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柔弱，又增添战胜困难执着前行的勇气。灾难给人类带来痛楚，而人类却可以在痛楚中自强不息，勇毅前行。

灾难是一所学校，让人饱经磨炼也深受启迪。灾难以其巨大的魔力妄图阻碍人类前进的脚步，但人类以其坚定、隐忍和不死的信念，从未停止过创造光明灿烂的前景。

时光回流到十四世纪的欧洲，1348年，一场肇发于克里米亚的瘟疫——黑死病（鼠疫），沿着商人和牧羊人的路线，很快席卷整个欧洲，几乎吞噬了欧洲三分之一人口。

研究黑死病的文献汗牛充栋，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洞见可谓独树一帜。作为制度经济史学家，诺斯把这场瘟疫纳入到推动欧洲发展的制度变迁的理论体系中来研究，独辟蹊径，得出的结论自然与众不同。

在与罗伯斯·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作者详细考察了瘟疫发生的国家、年代和病死人数。指出除1348-1351年欧洲世纪大鼠疫外，黑死病的爆发不止一次。比如，在西班牙，1362-1363年、1371年、1381年、1396-1397年，再发鼠疫，并持续到15世纪的1410年、1429年、1439年、1456年、1486年、1497年等许多年份；在英国，1368-1369年和1374年再度发生鼠疫，仅伦敦在15世纪里就发生了20多次鼠疫。黑死病的阴影曾经笼罩欧洲超过一个世纪。

关于黑死病的致亡人数，虽然不同地区有所不同，但整体死亡人数极其惨重。拉塞尔认为英国在1349-1351年两年半的时间里鼠疫的致死率为16.6%，1369年又在10%以上。M.M.波斯坦认为欧洲整体死亡率30%是最低限度，40%以至于50%都有可能。

与瘟疫叠加的饥荒、战争使14世纪欧洲人口急剧减少，直到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恢复。瘟疫一旦扎下了根，便不断蔓延。这些瘟疫长时间流行，一直阻碍着人口恢复。只有民众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才能克服瘟疫，使人口重新开始增长。

诺斯认为，中古后期欧洲经济萧条主要是瘟疫所致，人口大幅度、长时间下降，一方面，由于幸存者继承了不幸者的财富而使人均货币存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短缺导致商品生产供应明显减少，两者形成叠加效应，致使商品供求长期严重失衡，商品总价格水平显著上升。

由于人口下降，劳动力短缺，劳动者在与地主、商人和制造业主议价时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获得较高工资。由于边远劣等土地被抛弃，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提高。只要人口持续下降，劳动生产率便一直上升，劳动的实际工资也得到相应提高，劳动者的生活境遇于是得到了一定改善。

诺斯的研究远不止此，他把瘟疫引起的人口减少与当时的所有权等制度变迁联系起来。他认为：（1）土地荒弃，地租下降，导致严重依赖地租的国家岁入下降；（2）劳动力价格提高，导致政府军费等最低支出水平相应提高；（3）相对价格提高，导致市场经营费用上升。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古后期所有权等制度的变迁。

最重要的变化是促进西欧庄园契约协定的调整，佃户获得了土地终身用益权。随着价格水平不断上升，到16世纪末，货币地租不可逆转地代替了劳役地租，土地由自由承租人和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来耕种，最终导致延续了数百年的西欧主要经济形式——封建庄园经济走向解体。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变革。

由于人口下降导致边远土地的抛弃，使地租显著下降，国家岁入减少，而劳动工资的上升又使军队费用大幅度增加，国家为了维持运转必需努力扩大收入。而国家增加收入的手段之一就是扩大影响和控制地理区域，这就引起国家间的竞争、战争、征服、合并、重组，最终导致民族国家的兴起。

国家为了增加财源，采取各种形式的税收制度，国王、教会、贵族等势力围绕征税展开激烈斗争，又促进了议会制度、特许权、所有权等制度的变迁。

南美洲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引起太平洋海啸，一场席卷欧洲的黑死病足以改变欧洲文明的进程。经济学家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人类智慧，受到不一样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