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流感中，我国社会大面积感染，重症率、死亡率也与新冠类似，新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防治+与病毒共存的措施，以较快速度，平稳度过了这场20世纪下半叶最大的流行病灾难。

（一）1957年流感与2019新冠的相似性

1957年2月，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爆发了一种新的致命性流感 （见注释1），这场流感迅速蔓延到全球，造成了大概两百万到四百万之间人口的死亡，当时全球人口约30亿，也就是约全球千分之一左右人口死于这场流行性疾病，至今仍可以说是仅次于1918年大流感的、对人类危害程度第二的流行性呼吸道传染病。

这场流感，又被称为亚洲甲型流感（H2N2)，在贵州爆发后，首先传到毗邻的湖南，由于湖南是众多交通要道连接地，紧接着传往全国。3月初，北京火车站附近开始出现疫情，到中旬十四区县全部出现感染情况，感染人数达数十万。4月传播到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当月港英当局卫生部门报告的病例近30万，占总人口七分之一左右；6月美国和西欧也开始大规模爆发疫情。

整个疫情产生过四次高峰，即1957年春季高峰和秋季高峰，1958年的春季高峰和秋季高峰。法国在1957年秋季高峰期间，感染死亡人数约1.4万人；日本厚生省在1957年12月初宣布，全国超过104万儿童由于被感染流感而不能上学，3153所学校完全停课。

（1957年大流行中，瑞典学校中空荡荡的教室）

根据当时流行病学研究，1957年的H2N2流感，在患者感染病毒后，会产生2-4年免疫力，因此，经过几波大流行后，免疫人口增多，也就实现了 群体免疫。同时，随着病毒传播范围急剧扩大，毒力也在剧减，到疫情暴发的第三年，也就是1959年，疫情就逐渐消退，至1960年，疫情全面结束。

所以说，我们看1957年的大流感与2019年底开始爆发的新冠疫情在诸多方面都是极其相似的：

第一，这两次疫情都是WHO成立以后，人类具有全球系统的公共卫生后产生的疫情，因此有详尽可靠的科学数据做对比参照。

第二，暴发速度和发病规律基本相同。从局部爆发，到全球爆发都是用时3-4个月；传播衰减速度也类似，都是前两年是高速蔓延期，第3年开始进入消退期。

第三，疫情产生总体死亡率类似，也就是病毒危害性很相似，前期死亡率都在1%上下，后期降到0.1%—0.3%之间。

第四，1957年大流感中已经出现了疫苗，并且西方进行了广泛的疫苗接种，这两次疫情都是经历了疫苗和病毒传播带来的群体性免疫后，最终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结束疫情。

因此，研究1957年大流行，对于了解本次疫情发展规律，以及思考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措施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二）中国流行情况及应对措施

那么，中国当时疫情流行情况如何？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政府是如何处置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呢？尽管中国关于这场疫情的记载和统计远远少于西方，但是当时卫生部门已经初步建立起建立起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体系，高校对流行病的研究也初步建立，苏德隆等杰出的医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数量不多、但是很专业的资料，让我们可以依据现代公共卫生学常识，还原那次疫情。

从总体来看， 1957年流感的整体危害性不亚于本次新冠，传播程度更是远大于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危害，中国采取的是： 积极防治+与病毒共存的策略，较为成功地克服了这场疫情带来的影响。其具体参数指标和防疫措施，分析如下。

1.高感染率，社会群体普遍感染，与当下新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规律颇为相似。根据北京市卫生防疫部门统计，1957年春季疫情高峰期间，学生感染率达44.6%，全市各集体单位中，仅登记报告之发病数就超过30.7万例（当时北京城区人口约300万，其中在单位劳动人口应该在150万左右）。

3月20日，清华大学有100多人患流感，到3月26日，全校患者增加到1600多人；百货大楼患者有400多人，男四中有200多人；前门北纬路旅馆客人有700多，一周之内感染者就达到200多。

（1958年大流行期间，北京市医务人员深入工厂协助防疫）

根据某部卫生检疫所对昆明六个单位、17629人的调查：1957年疫情高峰期感染者为7408人，占感染总数的41.8%；1958年疫情高峰期间感染者为2548人，占总数的18.17%；1959年对某单位485人的调查，感染率为16%。可见整个疫情是持续的反复的，但每轮感染人数逐步下跌，经过几轮传播，总体感染人数达7成以上，实现了群体免疫。

根据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防疫处对军区7个单位的调查：1957年春季，陆军感染率在40%左右，而空军学员因为比较封闭，感染率仅10%；而医护人员和小学感染率最高，军区下属的长春某小学感染率甚至达72%。

根据兰州医学院的统计，全校共有学生及教职工756人，共有439人感染，发病率约为60%，基本实现群体免疫。自贡市第二中学共有学生1649人，经过1957年的两轮传播，感染者达到973人，发病率也总体达近60%。

如果说1957年的疫情扩散主要集中在城市，那么1958年疫情开始向乡村大幅蔓延。根据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对9个公社、10918人的监测，1958年3-4月疫情高峰期间，感染人数约5439人，占总人口的近50%；而上海第一医学院对金山县张堰公社5272人的监测，1958年秋季疫情高峰中感染人数为2105人，感染率在40%左右。

总结以上案例看，每个地区在第一波疫情高峰期中，感染率都在40%以上，与今年春季香港疫情感染速度相似，并且，经过数轮疫情反复后，社会面总体感染率都达到6-7成以上。所以，说1957年流感像本次新冠在国外传播一样，是短期无法消除的，社会群发性流行病，只有等到社会普遍实现群体免疫后，才可以消失。

我们通过阅读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年谱，也可以看出来，当时有很多60岁以上高龄领导人（当时平均寿命不过57岁，60以上算是高龄），有重感冒久治不愈的记录，并且一位还专门从外地请来中医给治疗，更加证明这场疫情的传播是很广泛的，波及整个社会面的。

2.发病持续时间、重症率和死亡率与新冠流行第一阶段大致相同，但高于奥密克戎病毒。根据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统计，上海金山患者劳动力持续缺勤天数6.2天，如果每周有一天休息日算，那么患病天数为7天左右；山东卫生防疫站的统计，平均每个患者缺勤约5.4天，其中23%的患者在10天以上；昆明军区军人平均缺勤则为4.4天。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对患者病情持续情况的统计，数据来源：《山东省1958年流行性感冒流行情况调查》 ）

沈阳军区搜集到19386例确诊，其中住院治疗的重症患者2080例，重症率约10.4%；上海金山卫全部感染者约1587人，其中重症158人，重症率近10%，这与全球第一波新冠疫情的重症率也很相似，但是比当下广州、北京疫情重症率高很多。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和上海第一医学院还对观察样本的死亡情况做了详细统计。山东九个公社5439个确诊病例中，死亡人数为31例，死亡率约0.57%，其中4岁以下儿童9例，60岁以上老人16例；上海金山2105例感染者中，死亡人数25人，绝大多数也都是儿童和老人， 总体死亡率在0.6%—1%之间。这个统计发生在疫情的第二年，大致与本次疫情第二年的印度德尔塔大流行的死亡率差不多（比如，加尔各答确诊149.6万病例，死亡1055人），但是远高于今年新冠感染者死亡率。

（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组对金山县患者重症情况和死亡情况的统计。数据来源 ：《亚洲甲型流行性感冒的流行调查与临床观察》）

通过以上数据看，虽然过去我们对1957年流感很陌生，但是它是一个严重的流行疾病，重症率和死亡率大致与本次新冠疫情的奥密克戎大流行之前的阶段相当，估计当时中国至少数十万人因此死亡。我们当下所遭遇的奥密克戎病毒，其危害性已经大大弱化，加上医疗水平比那个时代大大提高，重症率和死亡率都已经比1957年流感低了很多。所以，我们当下更应比当年有信心走出危机。

3.政府和社会应对措施。当时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采取了积极措施应对这场大流行。卫生部发起了第一次全国流感工作研究会，并且专门成立国家流感中心，作为防控检测和指导单位。

我们可以根据北京市防疫情况，窥知当时政府的防疫措施：

第一，市政府在3月20日紧急发布《流行性感冒防治措施》；

第二，市爱国卫生委员会发起宣传教育，介绍流感常识和应对办法，防疫部门对公共场合进行消杀；

第三，对人流密集的电影院、剧场暂停歇业，营业的影院、剧场，也严禁售票给1米身高以下的儿童；

第四，实行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的方针，发热的学生如果家住市区就回家休养，农村学生集中隔离治疗；

第五，加强疫苗研制，1958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成功研发了灭活疫苗，当年接种1.2万例。

（1957年3月27日《北京日报》的防疫宣传》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政府采取了限制流动性、限制聚集的做法，这也是国际通用的控制流行病传播的做法，但是，当时并没有采取封城或大规模限制人口流动的做法。其实这时候，已经基本实现经济国有化以及合作社化，城市户籍和供应制度亦业已建立起来，政府控制人员流动的方法远远比现在强大，完全实现社会静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政府采取了常态化处置方法，疫情并未对社会经济建设的节奏有什么影响。

当时的公共卫生界还注意得到了群体免疫的现象，比如流行病学泰斗苏德隆在1959年的研究中就提出： 变种屡次流行以后，免疫人口增多，病人经常以散发形式存在，此时决定流行姿态的已经不是病原体，而是人群的免疫状态； 流行数年以后，人群对它产生较普遍的免疫力，发生了病毒的自然选择作用。笔者从查阅的1950年代到1980年代卫生部等部门编辑的公共卫生教材中也发现，当时普遍把群体免疫作为防治流行病过程中，可以加以利用的自然规律，并没有刻意去回避它或者否定它的自然意义。

（三）几点启示

中国在1957年大流感的经历告诉我们几个道理：

1.新冠疫情并不是中国遭受的第一次全国性流行病，我们在50年代公共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尚且都能克服一般的流行传染病，现在条件已经改善了百倍千倍，更能克服危机。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应对病毒的自信，一方面要重视防疫，保护人民健康，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恐惧，看成一个过不去的坎。很多东西的危害性，不是在于事物的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如何对待它。

人类多数时候都无法消灭病毒 ，当消灭病毒的代价过大时，用积极的态势选择适应和共存是更明智的 。人类无法消灭病毒，也并不意味着是个灾难，因为人类可以通过增强自身免疫和适应能力，让病毒不再产生致命伤害。

2.一旦病毒走出国门，传遍全世界，那么一个区域内或者一个国家的清零往往也是很难奏效的。因为，病毒传染链条是极其强大的，物理封锁只能在理论上讲得通，但是实际上是封锁不住的。1957年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是几乎是断裂的，但是疫情仍然以跟当代社会流行病差不多的速度传到全世界，而后国外的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又反扑到中国。

在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中，人员和贸易往来比当年密切千倍、万倍，从物理上切断传染源是极其难做到，即使做到的话，也要付出不成正比的代价。并且一旦 病毒全球化，经过迭代变种，其毒性也会大大降低，这是当时公共卫生学就已经论证的东西。

3.我们要以开放性、积极的心态防疫，即一方面不能麻痹大意，另一方面一定不能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不能干扰经济的正常发展。因为，对人民生命产生威胁的不只是新冠病毒，更起基础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和社会能否正常运转这些因素。如果经济滑坡，人均收入减少，政府卫生公共开支减少，乃至过度防疫挤兑医疗资源，会带来更严重的生命损失（比如根据卫健委最新统计，2020年和2021年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增加了近70万）。这是直接性的，并且还会抑制生育，带来间接性的生命损失（2022年新出生人口估计跌破800万，比2019年减少660多万）。

以上是对中国1957年流感的研究，希望能对21世纪的抗疫有所启示。当下我国防疫政策进一步科学化，四十年来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社会危机的经济基础，三年以来我们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期待中国很快就会度过这场危机，回归正常社会。